文学理论----浅析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变迁的一种文学表征

来源: 长沙中视澜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18-01-11 16:53:22  点击: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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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浅析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变迁的一种文学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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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基层而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逐渐“变身”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如何把乡村纳入自己轨道的过程。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城乡关系的变迁,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有力地介入了对于这一变迁的书写。本文通过对路遥的《人生》、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和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三部不同时期代表性小说文本的并置阅读,来系统考察新时期以来此类小说叙事是如何把城、乡、现代化、乡村学子等因素组织进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起一系列关于城乡关系变迁的进城叙事。

  1977年恢复高考,重新为乡村学子打开了一条体制化的进城通道。30多年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进城乡村学子形象,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就是此类人物的肇始者,是他首先开启了1980年代乡下青年的城市之旅,而方方笔下的涂自强则是新世纪的“高加林”,当然其中也不乏一群过渡性的人物如蔡水清等。高加林、蔡水清和涂自强进城的时间依次相差十年,他们是各自年代进城乡村学子的侧影,高加林是在1980年代进城,而蔡水清是1990年代进城,涂自强则是新世纪进城的乡村学子,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场域,以乡村学子身份完成了“乡下人进城”主题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互动阐释。

  一

  如果将三部作品并置在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解读,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三部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看出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的变迁。《人生》是乡村与城市的“融洽期”,期间虽有差异,但总体如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的爱情一样,是和谐的。《雨把烟打湿了》是乡村与城市的“失衡期”,城乡差距变大,在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之下,蔡水清的“丁忧”之路隐喻乡村的落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城乡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对于城乡关系的“反思期”,涂自强在“城”的面前一败涂地,“他从未松懈,却从未得到”。

  《人生》创作的时间是1981年,从作品中的相关信息可以推断高加林的进城时间应该在1980年代的初期。对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路遥曾经这样说过“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从路遥的夫子自道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城乡之间的互动加剧,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的时期。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以前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矛盾得以缓解,城乡关系改善。《人生》中的高家村虽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从经济“二能人”刘立本“堂堂皇皇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农村经济的发展。

  高加林作为联系城乡之间的纽带,在乡村和城市各有一段“女追男”式的爱情。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刘巧珍并非传统的乡村女性,而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乡村新女性。尽管不识字,但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她对于城市文明多少带有了“香雪”式的憧憬,她的择偶观与传统乡村女性不同,“公社的一般干部”和“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不是她考虑的对象,“她决心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在与高加林的恋爱关系中,吸引她的正是高加林身上的“城市味”,这也许就是路遥所说的“农村生活的城市追求意识”吧,这种意识不仅“交叉地带”的高加林有,乡村女性刘巧珍也有,而城市女性黄亚萍选择高加林更是因为其“城市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的城乡之间虽有差异,但总体处于逐步缩小的趋势,城市和乡村在某些方面是有其一致追求的,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说此时的城乡关系处于“融洽期”。

  《雨把烟打湿了》发表于2003年,初读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好人杀人的故事”。生活中的蔡水清是一个标准的好丈夫、好女婿、好父亲,工作中的蔡水清是一个市政府引进人才,如此完美的人缘何杀人?“进城乡村学子的身份”是破解整个杀人事件的符码。从小说的叙事可以推断,这是一个1990年代乡村学子的进城故事,与“城乡交叉地带”的高加林相比,蔡水清上了大学,通过体制获得了进城的资格。但此时的蔡水清已经失去了城市姑娘的青睐,小说中蔡水清只有一段城市爱情,是一场“乡”对于“城”的臣服式的“追逐”。蔡水清和钱红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是1990年代城乡关系的注脚,我们从中可以很容易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城”在经济、文化上的霸权以及“乡”的落败。这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国家不仅在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而且“对‘三农’实施了‘多取、少予’的政策,特别是‘三统筹、五提留’政策使农民负担直线上升,加之农产品价格涨幅赶不上农资价格涨幅,农民收入出现负增长。这一切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城乡发展出现失衡”。

  钱红和蔡水清是大学同学,如果单从受教育程度、学术成就等后致性因素而言,蔡水清是要强于钱红的,蔡水清的学术成果比较突出,作为市政府引进人才先于钱红在城市找到工作。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不平等关系主要是卢梭所认为的“由自然造成的不平等”,是先赋性因素导致的,是一种源自城乡的不平等。小说从相貌、性格、生活习性三个层面叙述这种不平等所造成的差异,城是“干净”、“脱俗”、“安静和顺”和“卫生”的,乡是“丑而恶”、“恃才自傲”、“张狂”、“粗鄙”的,两相比较优劣自不待言。当城与乡相遇时,城“避之惟恐不及”,“脸面尽失”,有“遭遇劫匪”之感,城乡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在随后的恋爱婚姻中,乡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以丧失自我主体性的代价去迎合城( 钱家世界) 的规约。最具讽刺性的是蔡水清杀人之后的一系列表现说明,蔡水清根本不爱钱红,从某种程度而言,他喜欢的只是一种“城”的标识——“干净的魅力”,“钱红”在此被置换成为一个符号“城”,因此蔡水清最终“以最不破裂的学者思维,以最流畅、最准确、最具结构的语言特征”挫败了辩护人的阴谋,证明自己“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决绝地告别城市,以死亡方式完成了向乡土的回归。

  新世纪的涂自强相比于高加林和蔡水清而言就更悲哀了,他只有一段乡村爱情,因采药的高考落榜而各自“走了不同的人生”。进城之后的涂自强拥有的充其量只是几个爱恋的目标。同在食堂打工、来自山里的中文系女生是涂自强大学里面“一个说话投机的朋友”,两人过年相约去看黄鹤楼,80元的门票让他们两个“瞬间呆掉”,自此两人之间就有了看不见的距离,女同学最终找了有实力的人;毕业工作后,公司女孩“没有人把他当男人”,吃饭时都把“肥肉”扔他碗里,细眉女同事更是对涂自强直言,“你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不是我的菜”。因此对于乡村的涂自强而言,他与采药分手意味着告别乡村,但在遭遇城市时,他所拥有的资本根本没法和城市平等对话,因此城乡之间没有浪漫的爱情,有的只是悲伤。新世纪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愿景并未很好地弥合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城市的高度现代化并未带动乡村的一体化发展,城乡关系进入“反思期”。

  从刘巧珍、黄亚萍到钱红,再到采药、中文系的女同学、女同事,几位女性形象的变迁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关系的变迁,城乡关系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你追我赶、差距逐步缩小的时期,改革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导致城乡差距急剧加大,来自乡村的蔡水清以丧失自我来追逐城市的认同,最终也只能以“自戕”的方式踏上返乡的“丁忧”之路。而新世纪的涂自强自进城伊始就已经注定失败,而且是一败涂地,他“给不了任何一个女人幸福”,既无力给乡村的采药幸福,也没有能力给中文系女同学和细眉女同事“幸福”。新时期以来,政策层面的城乡一体化并未真正意义上解决城乡的巨大差距问题,高加林对于乡村的回归,更多的是道德伦理层面的选择,蔡水清对于钱红的选择更多出自乡村对于城市的审美逻辑,而对于涂自强而言,经济驱逐了伦理和审美成为唯一衡量的标准,城市巨大的资本逻辑让乡村无路可走。

  二

  如果进一步将三部小说中的城乡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并置阅读,更能清晰呈现新时期以来各阶段城乡关系的变迁。作为乡村学子的进城文本,伴随城乡流动迁移的是乡下人和城里人共处一个空间,由此产生的种种歧视自然难以避免,期间必然涉及的是“这些人”与“那些人”的关系问题。“这些人”与“那些人”源自杨索的散文《这些人与那些人》,并没有具体清晰的指代,只是分别指称“插枝”台北的云林人和“留守”云林的云林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价值选择决定了他们最终的行动选择。此处借用这一指称来分析代指进城的乡下学子和城市人群体。其中有城里人如何看待乡下人问题,也有乡下人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显然更为重要,这是一个乡下人在面对城市时的主体性问题,时代和作家各异,关于上述问题的想象也就不尽相同。

  总体而言,1980年代初期的城乡关系相对而言是和谐的,“这些人”与“那些人”生活在城乡不同的空间中,尚属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分治,但当城乡相遇时,城对乡的歧视也难以避免。小说中的正面冲突出现在高加林进城拉粪时,副食品公司院子里面乘凉的张克南妈妈等人嫌高加林的粪担臭,骂道:“这些乡巴佬,真讨厌!”此时的高加林在心里想“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由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捡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乡下人对城里人的“供养”和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鄙视形成悖论,作为乡下人主体的高加林面对城市,心里发出这样的呼声:“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在与城市的交锋中,高加林的主体意识是高扬的,没有任何的自我贬低,他认为自己和城里人是一样的,并不比城里人差。作为城乡交叉地带的高加林,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1980年代的城乡关系在此层面而言,歧视性的态度虽然存在,但乡村主体在与城市主体的交锋中并未丧失自我主体性。

  与《人生》中的“这些人”与“那些人”的关系不同,在1990年代的城乡关系的层面,乡(蔡水清及其家人)在面对城(钱红一家)时已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城乡关系失衡。钱红的父母见到改造过的蔡水清时警告钱红:“西方人认为培养一个贵族需要数百年时间是有道理的。一个农民恶劣的基因不可能读了几天大学就彻底改变……这还不单单是影响你,而是关乎你的后代的问题”。钱红父母的这段“血统”论,把城乡的贵贱从根源上定论,其中的歧视不言自明。在婚姻中,蔡水清一切向“城”看齐,甚至于没人的时候在家看电视也像做贼,“因为钱家人太鄙视电视了。他们坚持认为,那是没文化的小市民生活”。小说中蔡水清母亲来到儿子家,“这些人”与“那些人”共处一室,传统和现代/后现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展开,母亲为儿子太“由着”儿媳而丢脸,但“敢怒不敢言”。“怕”成为“这些人”与“那些人”的关系状态,“她害怕城市里的儿子,害怕城市里的媳妇,害怕城市里的一切”。这和蔡水清在自己看电视有做贼的感觉是一样的,在城市强大的经济、文化霸权之下,乡村像一个闯入者,其城市体验是尴尬的。

  蔡水清作为城乡之间的一个中间物,其身体在城,精神却游离于城乡之间。因此我们说在“这些人”与“那些人”之间,蔡水清的身份是模糊的,他貌似进入了钱家世界中,成为“这些人”,但骨子中却仍属于“那些人”。小说中有一段寓言化的表达,在杀人的第三天晚上警察来之前,蔡水清在自家洗手间“雪白的盆洗池”里,用牙膏泡沫淹死了一只比米粒大一些的小蟑螂。蔡水清就是那只“蟑螂”,来自乡村的他最终被城市吞噬了。《雨把烟打湿了》是一个隐喻标题,雨怎么会打湿了烟?是什么样的“雨”把什么样的“烟”打湿了?贯穿期间的是一个城乡之间的“烟雨”问题,来自乡村的“烟”(传统的自然生命)被城市现代化的“雨”打湿了。蔡水清最终以杀死长相酷似过去粗鄙自己的出租车司机而唱响了作别现代城市的“骊歌”,决绝地推翻了钱家人的三次“精神鉴定”,走上了回归乡土的“丁忧”之路。

  在新世纪以来城乡关系一体化的背景下,《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由“这些人”与“那些人”所体现的城乡关系已经与1990年代大不相同,小说对于他们关系的探讨指向的是涂自强所认为的因“地势”而造成的“原罪”。“这些人”尚处于马斯诺所言的生理需求层面,衣食住行的需求尚无法满足,涂自强的一生都在为此而奔波。而小说中的“那些人”却无需为钱而发愁,如涂自强的城市同学赵同学、李同学、家里“钱多的心里发慌”的家教富二代学生等,他们因出生于“地势”较高的城市、因代际传承而获得的资本较多,他们与“这些人”不在同一个“马斯诺需求层面”。因此对于涂自强选择在食堂而不是图书馆勤工俭学时,来自城市的赵同学和陈同学说涂自强“你们乡下人就是目光短浅,精神食粮永远比物质食粮重要”。来自城市的“那些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处境,城里的“那些人”已经处于“图书馆”需求的阶段,而来自乡村的“这些人”仍然处于“食堂”需求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在经济层面的差异较之1990年代并未有所改善,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并未给乡村带来经济的改善,贫困依然困扰着乡下人的生活。

  当然,小说通过“这些人”与“那些人”所展开的关于城乡关系的想象不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还指向社会层面,城乡关系变迁的故事层面背后涉及的是一个阶层固化现象,其中包含着某种社会公平、正义等理念。“阶层固化是指社会流动竞争中,出现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社会流动通道壅塞、社会跨阶层流动尤其是上行流动趋缓甚至停滞的一种趋向”。城乡的这种阶层固化不仅导致城乡发展机会的不公平,也必将导致城乡阶层的流动性下降,出现阶层上升通道堵塞,代际传承加剧,对于乡村而言就是“一代穷代代穷”。这也成为涂自强们进城的最大阻力,城市的既得利益集团——涂自强的赵同学和李同学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承袭了他们父辈的优势位置,依赖父辈的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想出国就出国,想回来就回来,在职场中很容易就成为公务员和银行职员。相对处于劣势、来自乡村的中文系的女同学和马同学通过身体资本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而涂自强既无代际传承的优势,也无身体资本,最终陷入窘境。乡村学子涂自强如西绪福斯般的个人奋斗换来的仍是一败涂地,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

  三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从三部小说中的城乡空间建构来探讨城乡关系的变迁。如果从三篇小说的叙事空间来看,都是由乡村学子勾连起“乡”和“城”两个空间的叙事。这里面的空间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空间,它是“任何公共生活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三部小说中的“城”在不断变化,可以看成是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由乡村而成县城,由县城而成城市,最终成为国家化大都市武汉,呈现出由边缘而进入中心的努力,所处空间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攀升,资本与权力渗透期间,透漏出斑驳的现代化背景。高加林、蔡水清、涂自强分别是他们各自时代乡村学子进城的代表。他们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社会空间,处在不同的权力和资本运作之中。

  路遥的《人生》的叙事空间在乡村和县城之间流转,设置了两个叙事空间“乡村”和“县城”,还有一个远景设置。小说通过这两个空间的设置要展现的是“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小说中的“高家村”就是1980年代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是一个落后的象征,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渐趋渗透,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已初露端倪。高家村有两个“能人”,一个是乡村权力的“大能人”——大队书记高明楼,“人不正派,仗着有点权,欺上压下,已经有点‘乡霸’的味道”。另一个是“二能人”刘立本,全村首富。两家儿女联姻,资本和权力勾结,“简直成了村里的主宰”。在这样一个乡村叙事空间中,乡村学子高加林必然遭遇权力霸权。小说中的“县城”是1980年代初期小说对于现代之城的构想: 学校、街道、电影院、浴池、体育场……,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小说设置了两个典型的公共空间: 县文化站和县体育馆,让高加林携带自身的资本迅速成为“县城”的明星,这一想象是基于当时的资本市场。1980年代初期是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是文化资本一枝独秀的时期,百废待兴的城市发展亟需文化资本的注入。因此,进城之后的高加林很快在县、地区和省报发表通讯报道、散文,学会照相,出入县城各种重大活动,在县体育馆( 打篮球) 大出风头,完成自我在县城公共空间的身份建构。

  1980年代乡村中像高加林一样的进城者不乏其人,金狗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金狗和高加林一样,不愿意像父辈一样生活,通过与当权者周旋,当上了州城报社的记者,凭借自己的文化资本在州城立足,成为“州城的文化明星”,但最终还是在城乡权力共谋下返乡。他们作为1980年代乡村学子,向往城市生活,但因其时体制的原因,大多依赖权力“后门”以及自身的文化资本进城,演绎的是进城——返乡的模式。此类小说的叙事地点主要是乡村,城市只是一个远景,这些乡村才子活动的空间是大半乡的,故事空间的选择也呈现出此阶段作家对于城乡关系的想象,高加林、金狗、孙少平都处于路遥所谓的“城乡交叉地带”,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乡村和城市的双重压力,使他们无法逃离乡村。他们充其量只是乡村的“远行者”,对于城市,他们只是“到此一游”,骨子里他们是属于乡村的。

  邓一群、王祁隆与蔡水清一样,他们都是1990年代的进城学子,凭借高考体制进城,借助与城市女性联姻而在城市立足。如果说高加林、金狗遭遇的是城乡空间权力的挤压,那么蔡水清们遭遇的就是现代城市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多重压迫。《雨把烟打湿了》叙事空间由《人生》中的“县城”变成了“城市”,乡村只是叙事的远景,主要通过主人公回忆的方式呈现。小说还通过蔡水清托福签证处的拒签和准备GRE考试而加入了国外留学的想象,把小说的叙事空间进一步拓展。小说中对于“城”和“乡”的空间想象主要基于经济和文化层面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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