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分析

来源: 长沙中视澜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18-01-11 16:47:21  点击: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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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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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经济、生活方式等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远比今天显著,也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同一区域,除了地理条件相对稳定外,其他方面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文学的地域性包含恒定因素和变动因素两个层次,如果在变动因素上再考虑作家的个性因素,文学地域性的动态特征将更为复杂,而这应该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前提条件。

  一、政区范围及其变动与文学的地域性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经常随着朝代更迭等政治原因而变动,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变动。历史上,作为地方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扬州,其具体位置虽然变化很小,但辖区范围却有很大不同。关于这一点,清代扬州学派颇有研究,如焦循 《邗记》中便对历史上的 “广陵”作了详细的考证。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扬州的文学作品,有时所指区域也不尽一致。殷芸 《小说》卷六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一故事被后世屡用为典故,清代诗歌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句子,如徐元正的 《广陵怀古》:闲追旧迹检残编,绣柱珠帘尽惘然。东阁诗成何水部,扬州梦觉杜樊川。寻春易过佳风月,送老难忘好墓田。莫怪无人能跨鹤,谁赍十万作腰缠。又如李永祺的 《扬州》:青楼歌舞胜杭苏,花月神仙总一途。骑鹤腰缠争艳羡,无人解道董江都。又如纪昀 《扬州二绝句》:跨鹤曾经梦里游,如今真个到扬州。可怜豆蒄春风过,十里珠簾不上钩。小说 也 时 有 描 写,如 《醋 葫 芦》 第 十四回:张煊道: “若论大官人爱的,无过是繁华去处,除了苏、杭,只有扬州最妙。古人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何不竟往扬州?待小弟也好一陪。”

  《红楼梦补》第九回更将这一故事坐实为艺术想象:

  湘莲便让宝玉跨上鹤背,……宝玉只得放心,依言把眼闭了。那一只鹤便展翼凌空而上。湘莲亦跨上了鹤,赶着宝玉,相离左右不远。宝玉连叫: “柳二哥,照应着些。”只听耳畔呼呼声响,真如列子御风而行,爽快绝伦。那身躯犹如粘住在鹤背上一般。约有两个时辰,鹤便坠下地来。宝玉睁眼看时,见往来人迹尚稀,而村庄篱落,已入尘寰。湘莲道: “宝兄弟,你虽无十万贯缠腰,幸上扬州不远了。送君至此,行将别矣。”……当下哄宝玉回头,湘莲已跨鹤离地,冉冉凌空。……宝玉仰天观看,旋入杳冥,已无踪影,不胜感怅。望见前边雉堞高耸,知是城垣,便将鸳鸯剑系在身旁,慢慢步入城来。见街市上肩摩毂击,来往行人稠密,不知什么地方。因湘莲有上扬州不远之语,错记林公任所为住宅,逢人便问林老爷家。

  以上诸例都将殷芸 《小说》中提到的 “扬州”等同于现在通常所说的扬州,实际上,在清代扬 州 府 东 北 大 街,就 矗 立 着 一 座 “骑 鹤楼”。可见,人们早已习惯将这一典故与扬州联系起来了。而有的文学史论著也是如此。不过,殷芸 《小说》中的 “扬州”却并不一定是后来的 “扬州”。北宋秦观 《扬州集序》中说:“自汉以来既置刺史,于是称扬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治所而已。”殷芸是南朝萧梁人,他编撰的小说中的 “扬州”当时的治所为建康 ( 今南京) ,后世之扬州 ( 时称广陵) 非其所统。

  唐代杜佑 《通典》卷一八二 《州郡·古扬州下》在叙述古扬州风俗时说: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这一段话在研究扬州文化的论著中经常被引用。不过,杜佑所谓 “古扬州”为上古九州之一,所辖范围包括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之大部或一部分。显然,其中所说的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之类,不只在时间上有古 “今”之别,在区域范围上,也不宜与后来的 “扬州”简单对应。

  与此相关,扬州所辖范围与扬州城也有大小之别,通常人们讨论扬州文化与文学主要是以扬州城为中心的,这是合理的。但江都、仪真、高邮、兴化、宝应、泰州诸县皆为扬州府所辖,其文化同样也是扬州文化的一部分。焦循的 《扬州足征录》前十二卷所收志传,传主便包括了上述诸县的人。阮元的 《广陵诗事》所采集的对象,也是如此。而从这样的视野看待扬州文化,则其内涵当更为丰富和复杂。如 《扬州足征录》载录汪懋麟 《吴处士传》,记叙了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的事迹。吴嘉纪是泰州安丰场人,当地滨海,居民多煮盐为业, “性剽悍,喜斗,遇凶岁,或天下多故,即起为盗。平居无事,口舌愤怨辄杀人”,这与人们印象中文静温和的扬州人的性格是不相同的。而吴嘉纪性格孤僻,诗风 “严冷危苦”,虽然他也有 《扬州杂咏》、 《扬州九日》这样的诗作,也吟咏过平山堂、琼花等遗迹典故,但其中浸淫着他一贯的悲苦之音,而代表他创作特点与成就的是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如他在描写盐民生活的 《绝句》诗中写道: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这些却是很少见于其他扬州诗人笔下的。虽然吴嘉纪与其他扬州诗人如汪楫等有交游,也得到过当时在扬州的王士禛等人的赏识,但他基本上还处于扬州主流文化之外。尽管如此,我们却无法否认,他的创作也是当时扬州文化的一个侧面。历史上早就有人将其诗作置于扬州的大背景下审视,如陆廷抡序其诗曰:“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筴,曰军输,曰河患; 读 《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瞭然在目。”可见吴嘉纪的诗反映了扬州特殊而重要的社会问题。而钱湘灵则说: “自王于一死,而扬州无古文; 自吴野人死,而扬州无诗。”更把吴嘉纪视为扬州诗歌的代表。

  在通俗文学方面,同样存在着如何面对扬州所辖范围与扬州城的问题。事实上,在扬州评话的表演艺术家中,著名的柳敬亭以及李国辉、顾玉田、胡德田等人都来自泰州,有一首诗形容泰州籍评话家: “说书自古出邗江,再有京江也人帮。堪笑泰东诸道友,乡音未改学扬腔。”这首诗虽语带讥诮,但也表明了扬州评话是由包括了泰州等地在内的表演艺术家共同创造的。而石成金的 《雨花香》,标明题材为 “扬州近事”,其中除了扬州城的人与事外,还时有写及城外或江都县 ( 第六种《洲老虎》、第二十九种 《枉贪赃》) 等地的作品。

  地域文学间的流动性与互动性

  地域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地域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使地域文学也呈现出流动性与互动性。促成地域文学流动性与互动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家的流动,这包括扬州籍作家的外流与异地作家向扬州的流动。关于前者,清阮元撰 《广陵诗事》卷三中有一段记述:

  古诗人每得江山之助。吾郡史蕉饮 ( 申义) 之使滇南,乔石林 ( 菜) 之莅闽,陶季( 澄) 之遍历五岳,汪舟次 ( 楫) 之出使海外,说者谓 “如康乐之于永嘉、柳州之于柳州”也。他若王佐周 ( 令宜) 于蜀,作 《建南新话》; 夏筠庄 ( 之芳) 巡台湾,作 《纪巡百韵》; 赵子淑 ( 有成) 客粤西,作 《浮湘集》;汪默人 ( 淳修) 转饷益州,作 《蜀游草》; 闵东皋 ( 璠) 佐幕滇南,作 《滇游日记》,皆有专集行世。

  这当然远不是扬州籍作家在外地创作的全部情况,但诗人所谓 “得江山之助”,显然不限于籍贯,也包括他们所游历之地。

  与此相关,外地人游宦或寄籍扬州的也不在少数。如阮元撰 《广陵诗事》卷三载费此度( 密) 为成都人、孙豹人 ( 孙枝蔚) 为三原人。金农在 《寒绿斋诗集序》中提到 “真州诗人”的共同追求,而他表彰的吴君,居真州,祖上却是 “歙溪大族”。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外籍人士,在扬州与当地文人融为一体,创作的作品也成为当地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焦循在 《扬州足征录》的 《自序》中提到 《扬州文粹》与 《扬州足征录》的区别,“‘文粹’者,存扬人之文,非扬州者不取也; ‘足征录’者,存扬州之事,事有关乎扬者,不必扬人之文也,义各有取乎尔。”扬州人与非扬州人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扬州文化。前面屡次提到的王士禛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 27 岁始任扬州推官,其在自撰年谱中称:

  山人官扬州,比号繁剧。公事毕,则召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断纨零素,墨渖狼藉。吴梅村先生伟业云: “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盖实录也。正是由于王士禛的倡导,扬州诗文创作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

  与王士禛同时的孙枝蔚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孙枝蔚是陕西三原人,明亡后逃至扬州经商。在扬州期间,筑室曰 “溉堂”,取意 《诗经·桧风》: “谁能烹鱼,溉之釜鞷”,以寓不忘乡关之意,诗作中时时流露出思乡之情,如“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 “溉堂那足恋,终南亦有梅”( 《溉堂诗》) ; “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 ( 《李屺瞻远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 ; “草堂远在清渭北,说与吾儿今不识”( 《夏日寄题渭北草堂》) ; “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 《赠邢补庵》) 。与此同时,在他的 《溉堂集》中,又有大量吟咏扬州的诗作,表现出一种陶醉于扬州诗酒风流生活的欢乐情绪,如 《后冶春,次阮亭韵》:

  头上韶光去若飞,老人相见故人稀。

  少年心性犹能在,偷眼船窗看舞衣。

  井通西蜀水连淮,行乐芜城未有涯。

  怪煞农家能换酒,田间耕出旧金钗。

  这种思乡之情与客居之乐的双重表现,构成了孙枝蔚诗歌的一种独特张力,也为扬州文学地域性在与其他地域交汇中形成的艺术风貌,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对于不少游宦文人来说,他们创作的地域性是相当开放的,即使暂居一地,也并一定固守一方。如王士禛在扬州的文学活动,丰富了扬州文学的内涵。比如红桥,在王士禛倡议于此聚会之前,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文学资本。但王士禛在扬州为官 5 年,却在公余闲暇时,遍游周边美景,他声称: “予自少癖好山水,尝忆古人身到处,莫放过之言,故在扬州日,于金陵、京口、梁溪、姑苏诸名胜,皆于簿书期会中,不废登临,而公事亦无濡滞者。”这种开放的姿态是研究地域文学中必须顾及的。

  除了作家的流动,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是地域文学流动性与互动性一个表现。朱黄 《龚午亭传》在叙及评话艺人龚午亭的影响时说:

  道过扬州者归其乡,人必问曰: “闻龚午亭《清风闸》否? 或无以应,则诽笑之,以为怪事。是以过扬州者,以得闻为幸,恒夸于众,以鸣得意。

  这一记述反映了龚午亭演说的 《清风闸》声名远播,这当然包含着对外地文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 《飞跎全传》可能对 《何典》有影响) 。不言而喻,外地的文学作品对扬州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地域文学是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表现,但它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只有从动态角度看待地域文学,才能把握其丰富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层面的动态本身也是一个地区文学发展水平的表现。与其他地域的文学相比,扬州文学的价值也正体现于它漫长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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