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永盛彩票网站  >> 硕博推荐  >> 查看详情

硕士论文---凌纯声与现代中国民族学

来源: 长沙中视澜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18-01-11 12:40:40  点击:153 
分享:
摘要 凌纯声(是中国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既有西方人类学的系统训练,又有丰富的本土人类学田野调查实践,在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成就卓著。凌氏一生先后致力于“中国边疆民族文化”和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两大学术领域的研究,且积极投身于学科建设,在理论构建、指导研究工作及培养人才方面做出贡献。尤其是在他主持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期间,对该学科建设和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及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对凌纯声生的学术事业展开评析。其内容将分四章展开: 一、凌纯声的学术道路。通过追溯凌纯声早年从教育学转向民族学的道路,对其学术思想渊源做出梳理,并探讨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基本特点。 二、中国民族学的垦荒者。从凌氏对本土田野调查路径的开启及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构建两部分总结他对我国民族学的开拓性贡献。 三、投身边政事业的民族学家。通过考察凌氏参与边疆教育的实践和有关边政建设的思想,揭示其学术意义和特点。 四、重建台湾当代民族学的基业。重点考察凌氏对台湾民族学研究机构创建所做 的贡献及环太平洋文化的研究,试图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两方面探讨凌纯声与台湾现代民族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文化环太平洋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您若需要更全面指导,咨询请加QQ:157677920(张老师)2593328532(李老师),微信(电话同号):17051272921。

引言;凌纯声(,字民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中国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学开创者之一。曾留学巴黎,师从莫斯(,法国著名民族学家),受到西方人类学的系统训练,并将之运用于本土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对中国民族


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凌氏的民族学研究包括“中国边疆民族文化”与“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两方面。大陆吋期,凌氏治学诉求于“礼失求诸野”的指导思想,以边疆民族分类和边
政制度研究见称。自年留法归国后,致力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足迹遍布东北、东南及西南地区,其中尤以对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考察研究影响为大。赴台后,由于台湾特殊的海洋地理背景和土著文化的丰富积淀,其研究重心乃由境内边疆民族转向境内外相结合的海洋文化研究,学术视野更为广阔。他结合传播学派的理论,探索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与太平洋诸岛及南北美土著文化的关
系,形成了“环太平洋文化”概念,开启了台湾民族学研究的新视野。
学科建设方面,凌纯声亦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大陆时期,凌氏在现代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传播和实践总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赴台后,参与创建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及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在指导研究、学科规划实施和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当代台湾民族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由于凌纯声在年即赴台湾,加之新中国建立后人类学学科被取消,故其人其事,在很长时期内少有人提及。改革开放后,民族学在中国大陆重获新生。在与西方学界再次发生接触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开始回顾本土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对民族学家个案式的研究日益增多。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其中有关凌纯声及其学术的讨论
大致如下:
首先,关于凌纯声的生平,尚无详尽的传记或回忆录出版,相关记载以李亦园《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与张光直《怀念民族学前辈学者凌纯声教授》两篇文章为代表。年,《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葡与张光直通信集》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凌赴台后资料的空缺。关于凌氏的人物小传可查阅伤峻著《消失的学术城》、陈其斌主编《人类学的中国大师》及胡文辉著《学林点将录》等资料。
此外,严晓星著《开卷丛书条畅小集》则勾画了凌氏作为音乐家的一面。
其次,对凌氏学术的研究,尤以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及《湘西苗族调杏报
告》两本民族志的探讨为重。研究多是通过解读民族志,整理凌氏采集民族学资料的
成就,以探寻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重构。如姬广绪的《凌纯声的赫齊族研究及影响》、梁木森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介绍》、祁庆富的《凌纯声和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胡庆钧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评》等文。另有采取比较研究者,
如李金花的《何为通古斯:从比较视野看史禄国、凌纯声的通古斯人历史研究》及张秋东的《“文化猎奇”与“政治自觉”:凌纯声等与石启贵的湘西苗族研究比较分析》等文。
海洋民族文化研究是凌氏后期治学的重点,相关著述多辑入《中国边疆民族与环
太平洋文化》一书。李秀国撰写的《“礼失而求诸野一〈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
文化上册)》文是篇具有引导式的专评,但笔者尚未发现李关于下的解读。雷学华的《台湾阿美族研究综述》、何星亮的《世纪下半叶台湾和香港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概述》、谷因的《从习水便舟文化特征看夏越民族的同源关系》及王献军的《试论黎族古代文化与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共性》等文章则只是对凌氏某文化特质研究的概述或延伸。因此,尚无专文探讨凌氏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文化关系的学术研究。
从上述情况看,目前学术界对凌纯声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凌纯声作为中国第一代具有重要贡献的民族学家代表之一,至今尚无人物专著出版。其生平资料多散见于他人文集、信件及名人辞典中,且信息缺漏,内容多有抵梧。大陆有的出版物甚至连其生卒年也记载不同:《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凌条为有的则称其卒于年。
、缺乏对凌氏田野调查活动的理论探讨。不少对凌氏的研究多停留于文本的解读,或将其田野调査简单地视为材料搜集,对其内在的一些观念或理论探究不够重视。关于其学术研究的总体讨论较薄弱。相关讨论大多从某一文化特质入手,多为专题式研究,如铜鼓、玉石器、祭祀等,缺乏对于凌氏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的讨论。
鉴此,本文对凌纯声学术的研究,将力求对其在中国民族学领域的地位与贡献做出较客观全面的评价。
第一章凌纯声的学术道路
第一节早年的教育学训练与实践
凌纯声(,字民复,江苏武进人。早年求学于常州中学,年考入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年改名东南人学”)教育系。年毕业,执教于东南大学附中,任教务主任。在职期间,他积极从事教学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撰有《丹麦之乡村教育》、《东大附中初级中学课程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等,从中透露出其试图以教育兴国的抱负。
《丹麦之乡村教育》文,分乡村教育、平民高等乡村学校、其他乡村学校及乡
村教育机关三个层次。在初等教育方面,述其教育沿革、組织与行政、学年与上课吋
间之分配、课程、教学法、教师(薪金、住室、花园、恤金、校舍、经费(国家补助费、省款补助费、地方税)等情况。对平民高等乡村学校的情况亦从沿革、学校之地址、组织与行政、课程、修业时期、学生人数增加之速度、乡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之比较、学生之年龄、学生之用费、政府津贴、学校经费等方面一一加以介绍,并以阿斯科乌(地方平民高等乡村学校为例说明学生每年生活状况。最后则简述地方农业学校、小农夫学校、家政学校、讲习所等)其他教育机关情况。
凌氏认为,丹麦乡村教育的成功,是其学校、国民及政府三方协作的结果:根据
社会发展趋势,学校以培养普遍实用性人才为第一要旨,对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教
学要求及学校环境各方面进行系统规划;国民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政府则从行政方面
保障了重教政策的制定,并落实拨放教育经费、完善管理机构、加强教师考核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根据凌氏自述,他之所以撰文探讨丹麦乡村教育问题,原因有二:第一,丹麦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宜于耕作,但却因乡村教育优良而带动了农业的发达;第二,从世界范围看,城市教育整体优于乡村教育,“然丹麦乡村教育之成绩较之城市有过无不及,是以世之谈乡村教育者无不以丹麦为借鉴”。无疑对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在《东大附中初级中学课程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文中,凌纯声从学生、过去的课程、现在的课程及将来的课程四方面,对当时附中的教学改革实践作了较详记载和分析。他将“学生问题”置于“课程”前讨论,是因学生的年龄及家庭背景影响了就读科目的选择,故该项亦为学校课程改革的参数之一。“过去的课程”部分记录了附中年课程情况时壬戌学制”(“六三三学制”)方颁行,东大附中的初中教学由旧制二年改为三年,课程分必修、选修两类。第一届毕业生共人。次年,
幵始分组实验,在初一、初二班级中各选一组实行道尔顿制,其他两组仍行旧制。后因学年测试以旧制胜,取消道尔顿制。之后又采取能力分组法,并加强童子军教育。实验完成后,毕业生人皆升入高中。在“现在的课程”中,凌氏列出年附中初中必修课程表、分科选修课程表(含普通科及商科)、初中童子军课程表、一周课程表及各级各科目用书一览表等,与过去课程进行直观对比,以明其损益与特色。并分述国文、数学、英文、混合地理、混合历史、混合理科、公民常识、童子军各科内容课程目标,成一系统介绍。文末,他还根据自己担任教务工作的实践,总结附屮教育实验的得失,并结合社会需要,提出了一个新的课程计划,希望以此推助当时民国初级中学教学改革的开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凌纯声除倾力于教育事业外,对民族古乐也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和天赋。他的大学时代,“南高乐风极盛,琵琶大师沈肇州、古琴大师王燕卿设帐梅庵,师生从其游者所在多有;李叔同时授西乐,周玲称编写的音乐教材也拥有广泛的影响”。②受此风熏陶,他曾师从吴梅、王燕卿、刘天华等人学习国乐,表现
出较高的天赋,能操《关山月》、《秋江夜泊》、《长门怨》、《平沙落雁》等曲,被人誉为“东南音乐家”。年,他参加了刘天华在江阴组织的“暑假国乐研究会。两年后,应卫礼贤之邀,从留学地法国巴黎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中国学院”举办的“中国音乐周”活动。他在会上身着古装、焚香操琴的照片,登于期刊,后被收入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中华书局年版,流传甚广。
第二节走上民族学的研究道路凌纯声赴法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或译为巴黎人学民族学研究所),师从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开创者莫斯以及葛兰言(,和黎维(,等,主修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形成于世纪前期的欧洲,最初研究范围十宽广,有的甚至主张位括整个人类学,后渐收狭到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领域。凌纯声在法国研习的“民族学”,便属后者。
巴黎是现代民族学的重镇。年,这里出现了第一个研究人类科学的团体一
一“人类学研究者社”;年,法国博物学者爱德瓦第一次提出
民族学)这一名词;年,巴黎民族学会的建立被人视为该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年,旅行家西保尔特(在巴黎推动建立了最初的民族学博物馆。而凌纯声当年就读的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正是法国培养职业民族学家的专门机构。该机构由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家莫斯与雷布儒、黎维三人筹办而成,年正式招生,开设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前考古等课程。凌纯声与杨塾、卫惠林等人在此接受了完整而系统的人类学训练。
世界文化史的复杂性。但无论如何,凌氏所架设的宽宏文化史观与文化特质的整理,毕竟为后世学者的资料搜集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启示。特别是当“今天看到了新的考古资料对凌先生的几点重要的推论(南方文化的底层、屮原文明的海洋背景、华南和东南亚古文化的类似性与历史关系等等)给了有力的支持,其学术上的长远价值更是不可低估。
结语
继蔡元培开创中国民族学之后,凌纯声一直致力于民族学科学化的开拓与创建,他的一生治学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年归国后,兼备西方理论与国学基础的凌纯声旋即投身于重构中国边疆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年,凌氏第一部民族学专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它不仅成为国内第一部科学的民族志,也奠定了凌氏在民族学上的地位,并为本土学者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范式。
凌纯声一生或任教于高校,或实践于田野,或主持研究,指导和培养了一大扣:
人类学家。尤其是在他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期间,在研究计划之厘定与工作人员的训练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民族学的发展。由于学派之别,曾有学者认为其研究存在偏重文化、选题罕僻、内容繁琐等问题。但瑕掩瑜,从客观上来看,凌纯声在民族学上多做“幵创性”工作,其一生治学与中国民族学的创建与发展密切相关。他是民族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也是民族学科学化的拓展者之。

相关新闻

    暂无信息